来源：国际金融报
杰弗里？弗莱克尔杰弗里？弗莱克尔过去十年，国际油价极度不稳定。自去年以来，油价下跌超过50%，对石油出口国家的经济产生很多负面影响，对原油进口国家却很有利。在美国，油价暴跌、公路信托基金濒临破产以及环境问题恶化都在困扰着当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经济学家杰弗里？弗莱克尔（Jeffrey Frankel）在接受《国际金融报》专访时表示，“在国际油价下跌期间，其实是进行国内能源改革的最佳时期。”过去十年，国际油价极度不稳定。自去年以来，油价下跌超过50%，对石油出口国家的经济产生很多负面影响，对原油进口国家却很有利。在美国，油价暴跌、公路信托基金濒临破产以及环境问题恶化都在困扰着当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经济学家杰弗里？弗莱克尔（Jeffrey Frankel）在接受《国际金融报》专访时表示，“在国际油价下跌期间，其实是进行国内能源改革的最佳时期。”
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希望能出现一个两全其美的结果：降低石油生产价，提高石油消费价。在弗莱克尔看来，“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就要不惜用减少石油和成品油的补贴或者提高燃油税收来实现。”他认为，许多新兴市场已经尝试并从能源改革中受益，“美国现在已经基本实现能源自给自足，其实应该效仿新兴市场，对能源行业进行改革，最终实现宏观经济的大致平衡。”弗莱克尔分析道。
在奥巴马总统即将公布《清洁能源计划》之前，弗莱克尔就表示，“当前很多国家被减排和环境问题困扰，如果能想方设法让油价走高，既可以遏制石油消费，还能降低石油产出，进而兼顾了环境问题。”
提高燃油税益处多
弗莱克尔担任过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团委员，他还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管理国际金融以及宏观经济项目，同时他也是商业循环评估委员会成员之一，该委员会是判断美国经济复苏和衰退的官方机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一直就职于国家统计局，1999年加入哈佛大学前，他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经济学教授，目前他既是毛里求斯的货币委员会成员，还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经济分析局的顾问。他的研究课题包括汇率问题、大宗商品、国际金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区域贸易和全球环境问题等。
“美国的公路和桥梁现在正处于崩溃边缘，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亟需新的投资和更加完善的养护。然而，美国国会却不愿为联邦公路信托基金提供资金，欠债越来越多，最终都将是国家的债务负担。”弗莱克尔分析道，一些经济学家倡议，如今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提高美国的燃油税。因为自1993年以来，联邦燃油税一直停留在18.4美分一加仑附近，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这一税种征收比例最低。
“解决问题的惟一方案就是增加燃油税。”弗莱克尔坚定地认为，近期纽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跌破43美元价位，创下6年来的新低点，主要是因为市场仍旧忧虑供应过剩问题。然而，即便油价跌至最低水平，但美国国会仍然没有增加燃油税的意思，导致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窟窿越来越大，基础设施也正处于这十年来最差的状态。
事实上，从1956年起，美国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开始对汽油和柴油征收燃油税，用于公路信托基金。美国国会也曾经提议增加燃油税，但一直没有实施。直到1993年，作为时任克林顿总统经济计划的一部分，众议院和参议院同意增收燃油税。不过，在那之后，无论是小布什还是奥巴马，都不支持再度增加燃油税。从2008年起，一直由美国财政部来填补公路信托基金的“窟窿”。
在弗莱克尔看来，在国际油价下跌的背景下，提高燃油税是个“一石多鸟”的计划，美国决策者们最好能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其一，对于美国国内年久失修的道路、桥梁与交通运输系统而言，提高燃油税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筹措资金；其二，对于美国预算赤字而言，提高燃油税可以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其三，对于解决气候问题而言，加税可以提高民众节约汽油与柴油的意识。
此外，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也应该提高燃油税。弗莱克尔表示，如果燃油零售价格低廉，国内燃油消费就会增加，这样一旦国际油价波动，国家经济就会遭遇打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东。然而，如果像欧洲那样，燃油税收高，能源消费少，不管国际油价如何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均不大。
燃油补贴常常被误导为是改善和平衡收入分配的方式之一，弗莱克尔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分析道，在全球范围看，化石燃料补贴完全就是一种倒退的行为，因为最贫穷的20%的人口享受到的补贴好处远远少于20%。简单来说，贫困人口并不是最大数量的开车族，相反，他们都喜欢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所以政府根本没必要实行燃油补贴政策，而是毫不犹豫地提高燃油税。
弗莱克尔表示，从传统的观点看，提高燃油税在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下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不能推行这一政策，因为也有一些国家在政治阻力很大的情况下还是推行了增加燃油税的决定。比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就这样做了，埃及、加纳、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和阿联酋这些国家，虽然有些遭受着内乱甚至政变的困扰，但还是在去年取消了燃油补贴税。“除了提高燃油税，美国还应该尽快停止对石油生产商的补贴。”弗莱克尔认为，石油企业能迅速从钻井成本中扣除一个高比例的税赋，因为他们不可能做赔本的买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的研究发现，全球能源补贴每年超过5万亿美元，美国的化石燃料补贴每年高达370亿美元，这其中还不包括环境成本。新兴市场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油价下跌意味着是实现改革的最佳时机，所以各国政府目前都在着手减少能源补贴或者增加燃油税。
“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而言，最好的改革时间还是要从宏观经济大局着眼。去年，很多国家担心提高燃油税可能会出现令人不安的高通胀率。然而，目前许多央行其实都不担心通胀，他们只是担心通胀可能会略高。”弗莱克尔预计，美国国会在9月份时将不得不通过对公路基金的资金支持。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去年预估，要满足美国公路信托基金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美国国会就不得不将燃油税的税率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10至15美分/加仑。如果将燃油税税率上调15美分的话，民众加20加仑汽油的支出会增加大约3美元。即便如此，由于国际油价的下跌，民众仍能从每20加仑汽油中节省大约30美元的支出。但就这3美元可以帮助美国政府完成很多现在想做而无法做的事情。
随着燃油用量的减少，目前，美国高速公路信托基金越来越不堪重负。在2008年，为弥补亏空，经国会批准，联邦政府拨转了80亿美元以应付财政危机，在2009年和2010年，又分别拨款70亿美元和195亿美元维持基金运转。今年初，美国交通运输部网站预测，年初105亿美元的高速公路基金将在8月份入不敷出，如果没有资金来源，全国高速公路可能会面临关门危机。
让高速公路关门大吉是政治家和民众都不愿看到的，因此在7月3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众议院提出的议案，同意向美国高速公路信托基金提供108亿美元资金解燃眉之急，美国高速公路暂时避免了关门厄运。不过，事情远没有结束，据测算，到2020年，该基金每年的资金缺口将达150亿美元，如何应对这个亏空，国会还没有统一意见。目前，国际油价暴跌，美国油价逐渐逼近“1美元时代”。如何解决公路交通资金问题，美国的联邦燃油税会否借机上调，还是个未知数。
美天然气出口有潜力
近日，一些美国经济学家争论称，由于审批速度过于缓慢，美国已经错失了天然气出口的良机，并无法与俄罗斯和卡塔尔并肩成为天然气出口大国。能源专家还批评称，美国4年40个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申请只批准了10个，不仅审批速度慢，还对天然气需求量最大的亚洲市场的重视程度严重不足，最终，生产出的天然气只能在国内市场销售。
但弗莱克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却认为，美国天然气出口仍然大有可为，只是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从接收站转化为出口终端的速度缓慢，这需要时间来完成。所以，美国成为液化天然气出口大国还需要一段时间。
弗莱克尔认为，美国液化天然气有很大的潜力。正如国际能源机构预测的那样，美国将在2016年至2017年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每年出口量约为1.6万亿立方米。美国还计划在墨西哥湾和东西海岸建设11个天然气液化厂，预计到2017年将具有1200万吨出口能力，2025年出口能力将达到1.27亿吨，成为仅次于澳大利亚的世界第二大液态天然气出口国。
弗莱克尔同时也承认一个事实：水力压裂技术使得北美市场天然气生产过剩现象严重，同样也造成石油生产的大幅增加，进而带来了全球石油价格的下滑。又因为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挂钩，油价崩溃使得液化天然气的价格也更为剧烈地下跌。
原本美国可以抓住出口机会的，因为日本福岛核事故事件后关停了15个核反应堆，液化天然气价格一度达到20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当时，北美水力压裂革命为市场释放出了大量天然气，美国完全可以利用亚洲和北美价格之间的套利机会，向国外每天出口数十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但不幸的是，随着油价的猛跌，亚洲的液化天然气现货价格最近跌到了7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这只是去年高峰时期的1/3。虽然美国的天然气出井口价格（低于3美元/百万英热单位）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但是再加上液化和其他费用，价格高达9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这个水平在包括亚洲在内的许多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
弗莱克尔认为，在重重挑战面前，美国的天然气供应商如果要确保继续钻探更多的天然气仍有人购买，只有两个改进方法：一方面，以液化天然气以外的方式出口天然气到美国的邻国；另一方面，推进财政上保守的方法，开放运输行业，使用天然气制成的燃料。
借鉴历史防加息冲击
当地时间8月19日，美联储发布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巴克莱银行分析师认为，9月首次加息的几率变小。
“和其他人一样，我预计美联储将在年底会对利率进行一次小幅调整，这也是公认的为了让美国经济能够持续复苏的方法之一。然而，从全球范围看，宽松模式仍将是全球大多数央行的货币政策首选。”弗莱克尔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这样预测道。
在旷日持久的宽松政策之后，美联储加息越来越牵动世界的神经。许多人都在问上调利率会对新兴市场有什么影响？对此，弗莱克尔回答道，“这个问题至少是从2013年5月开始就有人问了，很多人都担心退出宽松模式会加速资金撤离新兴市场。”
弗莱克尔表示，他非常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席拉加德对美联储加息后对新兴市场打击的观点。拉加德一直在提醒，美联储加息可能会再一次造成新兴市场的地震，甚至可能重复前几次的经历，就像1982年至1994年那段时间一样，当时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危机。
“毫无疑问，新兴市场对全球市场的情况高度敏感，届时不仅仅是美国短期利率会发生变化，还包括其他的一些金融风险和措施也会随之变化，比如，波动率指数（VIX）的变化都在影响投资者的忧虑情绪。”弗莱克尔分析道，美联储加息，对资本流动富裕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会比较大，因为这些国家多年来深受美国低利率和稳定金融环境政策的影响，一旦加息，这些国家的资本流动也会戛然而止，对经济造成的打击可想而知。
美联储加息，美元会加速升值，而其他国家货币会出现贬值。弗莱克尔警告称，在出现区域性风险时，一国先行主动推动货币贬值，往往能促进本国出口增长，取得对他国的竞争优势，有利于推动经济复苏。但新兴市场国家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谨防竞争性贬值带来的危害。
他举例称，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亚各国就曾出现竞争性贬值局面。但当各国货币都竞相贬值时，任何一方的出口优势都难以显现，反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危机进一步蔓延和扩大，不利于区域经济金融稳定。弗莱克尔分析道，当东亚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货币危机结束时，新兴市场政府其实已经吃过大亏，当时的五大应对政策其实对现在仍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这些措施包括：更为灵活的汇率、增加外汇储备、减少顺周期财政政策、更强劲的经常账目、减少以美元或其他货币计价的债务。
“当时，有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都采取了这些有效的应对措施，这种选择让他们在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经受住了考验。有数据显示，那些采取改革措施的国家通常受到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较小，而没有采取改革的国家，尤其是中欧和欧洲大陆外围地区的中等发达国家，受打击最为严重。”弗莱克尔总结道。
在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特别在2001年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克服了自身的传统弊病，纷纷通过使用周期性资本流入来负担庞大财政以及经常账的赤字。这一举措不仅减少了债务，还增强了外汇储备。2003年至2007年，这些国家的信用可靠程度持续改善，到了2008年，这些国家通过允许更大的财政赤字来应对次贷危机，并缓解了在2009年接踵而至的经济衰退。智利是上述国家中的“改革之星”，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博茨瓦纳、中国、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菲律宾和韩国同样避免了顺周期性财政政策。
然而，弗莱克尔警告称，政策倒退正在侵蚀一些国家顺周期性财政政策的成果。比如，像巴西这些没有利用2010年-2014年全球经济复苏时间来增强自身财政预算的国家，现在就陷入了困境。这些国家中也有一些在2010年之后开始利用新的资本流入再次负担庞大的经常账赤字，但这种赤字也伴随着高通胀，不利于经济稳定。
巴西等没有加固财政稳定性的国家其实早在2013年伯南克宣布缩减宽松规模时就出了问题。财政赤字伴随高通胀，让巴西、土耳其和南非等国登上了“全球五大脆弱经济体”名单。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同样在榜上，尽管在此之后这两个国家开始朝正确的方向改革了。而包括委内瑞拉、阿根廷和俄罗斯等在内的另一些国家，在第一时间并未进行改革，这些国家出口的大宗商品价格走强，暂时支撑了经济，可这个利好在去年就结束了，至今南美很多国家都陷入债务危机和恶性通胀之中。
弗莱克尔认为，美联储要加息，企业必须减少“货币错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多数新兴市场的借款人都因“货币错配”问题吃了大亏。因为以美元或者其他货币计价的债务对经济的威胁从表面上看比较小，但从上世纪东亚货币危机看，其危害是毁灭性的。货币贬值通常会冲击一国经济，结果就是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和以当地货币计价的总收入会出现“货币错配”的情况。当美元兑卢比或比索上涨一倍，当地那些原本有偿债能力的银行和制造商就不能再负担美元债务了。由于不良资产负债表的影响，货币贬值最终导致了紧缩，从而引发严重的经济衰退。
吃一堑长一智，当2003年国际借款人再来的时候，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拒绝再以美元或者其他货币进行借贷。作为替代，他们直接将资本流入拿来用，比如对当地经济的直接投资、涌入股市或发行以该国货币计价的债务。而关于“货币错配”最典型的反面教材就是匈牙利，次贷危机之后，在欧元和瑞郎看似廉价的时候该国愚蠢地借入，最终导致匈牙利货币福林贬值加剧，国债也遭遇抛售，成了欧元区首个被救助的国家。
在谈到美国当下的两大贸易谈判问题时，弗莱克尔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目前正在极力推进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贸易协定，然而，如果解决不好“操纵汇率”这一问题，两大贸易协定可能很难顺利达成。
许多国会议员呼吁将具有约束力的汇率条款纳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以对“操纵汇率”的贸易伙伴进行惩罚。弗莱克尔认为，这是个坏主意，如果美国坚持强行这样做，TPP谈判只会持续失败。他认为，关于汇率操纵问题的判定与处理，应该借助IMF、G20、G7或双边谈判来解决。
“2004年至2011年，美国一直指责人民币被低估，后来人民币升值35%，目前处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但弗莱克尔也指出，一国货币被低估还是高估，其实很难判断，汇率操纵不像是关税或者配额可以通过独立观察员来核实。在他看来，判定是否被操纵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是看官方是否介入外汇市场。他认为，中国并没有操纵汇率。
